转载自 健康报
文：健康报首席记者刘志勇
从2019年年底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我们该如何看待目前的疫情发展形势？如何从中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为此，本报专访了流行病学专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中华预防医学会新冠肺炎防控专家组成员姜庆五教授。
健康报：时至今日，我们该如何看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发展的过程？未来疫情可能会是怎样的走势？
姜庆五：全国疫情防控的总体形势分为两部分来看，都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对于除湖北以外的全国其他地区来说，最初确诊的病例几乎都与湖北、武汉有关联，1月23日武汉封城对于控制疫情向其他地区的输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疾病具有一定时间的潜伏期，武汉封城的效果体现在发病数字上也有一定的滞后性。大约经过一个潜伏周期后，进入2月份可以视为一个分水岭，此前，全国其他地区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的数字一直在走高；此后开始进入缓慢下行通道，武汉封城的效果得以显现。
在全国其他地区，严密排查有武汉、湖北旅行史、居住史的相关人员，并采取相应的隔离观察措施，同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都起到了很好的疫情防控作用。即使在有些省份出现了二代、三代病例也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一种很强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目前，全国已有超过20个省份出现了零新增，全国每日治愈出院病例数大于新增病例数，总体上说明医院所承受的救治压力正在减小，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变化趋势。事实上，除湖北外，尽管全国其他地方的病例数有多有少，但各省整体发病水平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乐观估计，除湖北外，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在2月底、3月初都将进入零报告阶段。
就湖北省、武汉市的疫情防控形式而言，感染人群的数量实在太大了，给医院救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地原有医疗资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患者救治的需求。党和国家及时做出关键决策，建设方舱医院、全国驰援武汉，千方百计扩大收治能力，这些措施有力支援了湖北省的疫情防控。目前，武汉市已基本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正逐步转入主动排查收治患者的阶段，这不仅有利于患者得到更好的救治，还将大大减少社区传染源。如果能够彻底坚持拉网式排查，千方百计在短时间内压缩存在于社区的传染源，湖北和武汉的疫情防控也有希望很快看到效果。
健康报：不久前，国家明确了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有序推动复工复产的整体策略，我们该如何在复工复产的同时做好疫情防控？
姜庆五：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关系。但是，如果全国各地长时间维持在一种近乎停摆的社会状态，不仅会给社会经济和生产带来冲击，也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防控物资的供给。比如，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已经买光了全世界的口罩，而全球口罩产能有很大比例分布在中国，如果不能及时有序复工复产，全国在疫情面前的防护都会出问题。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是非常正确的决策。疫情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很不均匀，目前，已有20多个省份出现了零报告，在很多地方并没有发生明显的社区传播，客观条件也支持逐步恢复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但需要指出的是，逐步复工复产也是对各地疫情防控阶段效果的一次检验，各项防控措施仍然不能放松，一定要避免出现大规模的人群聚集，个人也应坚持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
就目前的疫情形势来看，各地此前采取的防控措施仍然不能放松。在传染性疾病的防控中，消化道传染病等以粪口传播、接触传播为主要途径的传染病，防控难度相对较小；而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的呼吸道传染病，是防控难度最大的一类传染病。而新冠肺炎又是一种人群普遍易感、传染性很强的呼吸道传染病，哪怕有一两个“火星”散落在人群中，都有可能引起“一片大火”。
健康报：有观点认为，在这次疫情应对初期，流行病学专家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对此您怎么看？我们应该从中反思什么？
姜庆五：2019年12月底，有人跟我说湖北出现了SARS，我还驳斥对方胡说八道，我也不相信武汉会出现疫情。在这种不明原因肺炎发生的早期，我们的信息披露有些不够及时，当时大家道听途说的消息很多，一直得不到正面的官方信息。但需要提醒的是，面对一种新发疾病，也要给专家一定的时间进行调查与研究，这不是一件可以草率定论的事。
最初，我们听到了很多方方面面的知名学者在发声，但几乎没有听到真正有流行病学知识背景的公共卫生专家的声音。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最初在判断这种疾病可能存在的风险时有些犹豫了，有些过于依赖科学研究的结论了；鉴定病原、基因测序固然重要，但以往疫情防控的经验和教训也不能忽视。
应该让经验丰富的流行病学专家在早期共同参与疫情形势研判。当时已经知道这是一种病毒性疾病、一种呼吸道疾病，而且早期表现出来的病死率也不低。在这种情况下，当很快出现几十例患者的时候，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判断它是一种传染病，就应该给予高度警觉、想到最坏的结果，如果当时能够早些时间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就可能会避免更多的人被感染。但是很遗憾，我们错失了一定的宝贵时间，这应该是最大的教训。
健康报：此次疫情是对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一次重大考验，经历此次严重的新发传染病疫情，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该如何完善发展？
姜庆五：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疫情，我国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主体的公共卫生体系，迎来了一段时间的黄金发展期；但随着多年来传染病相对“安生”，公共卫生又在逐渐被人遗忘，甚至有些地方有已经撤并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但医院的服务对象是患者，公共卫生机构服务的对象是整个人群；如果将疾病预防控制等公共卫生机构并入医院，最终的结果就是被临床吃掉。
但有一点需要指出，患者出现疾病首先去的是医院而不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望疾控机构灵敏地发现传染病也是不现实的。
我们建立了全球最强大的传染病直报网络，覆盖了全国各地的多级医疗机构，只要出现已知传染病，各级医疗机构即可实时报告疫情，可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极大提高了我国传染病预防和控制能力。
但我们的直报网络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没有覆盖新发传染病，如何改进直报系统，我的建议是加强症状监测。一种新发的传染性疾病，其症状表现往往不外乎发热、咳嗽、呕吐、腹泻与死亡等，这些都是很敏感的传染病现象。比如，发热时绝大多数传染病都会出现的症状，如果一个地方出现发热病人突然增多，又无法通过已知的传染病进行解释，就应该引起高度警觉。
医疗机构开展症状监测，一定要有专门的通道向疾控机构和卫生管理部门报告，所以未来加强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的信息互通十分重要，可以在医院HIS系统内嵌入传染病症状监测报告系统，与疾控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同时培养临床医生的传染病防控意识。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疾控机构还会向医疗机构派驻联系人建立直接联系，这种做法也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