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张馨予 刘孟嘉 吴博姗
指导老师 陈文教授
作为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如何利用学科专业知识，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卫生经济学教研室师生积极行动，在党支部组织下开展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实践线上活动”，本文为该系列活动的成果之一。
2020年1月22日，年二十八。小张站在药店的口罩货架前，那里已经摆放了比平时多数倍的货品，也围了比平时多数倍的顾客。医用外科口罩，几乎售罄；普通医用口罩，一个约1块钱；多一层纱布的医用口罩，一个约2块钱；而包装精美的N95防雾霾口罩，一个则要10几块钱。小张眼疾手快，从货架上拿了6包加纱布款医用口罩，又冲去N95口罩柜台，要到了最后的3包库存，口罩抱了满怀。
小张的妈妈扭头一看，吓了一跳：拿这么多？！
殊不知，短短几天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朝着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态势迅猛发展，小张捶胸顿足，后悔没有在当初包圆了一整个药店……
从平时的鲜有人问津，到后来的抢购一空；从当初的价格低廉，到后来的以数十倍乃至数百倍高价出售；从药店自行购买，到小区定额配给；从“我苦口婆心劝长辈戴口罩”，到“硬核姥爷把我关在了门外并从窗户向我投掷了一包口罩”……小小的口罩，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身处口罩引发的社会现象的洪流中，我们有时也会跳出来思考一番：为什么会如此？这些现象是否“正常”？
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吗？放在平时，似乎也无可厚非。口罩作为一种普通的商品，人们想买时就能以平易近人的价格买到（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消费者需要、并且有能力购买的商品数量，称为“需求”），口罩生厂商也能满足消费者几乎所有的需求，源源不断地提供种类多样的口罩（在一定时期、一定价格水平下，厂商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商品数量，称为“供给”）。
但到了疫情暴发时，口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一种商品，它成为了和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公共卫生用品”，成为了“应急防护物资”。每个人都需要它，每个人都需要大量的它；没有它，人们的生命安全就失去了一层重要的保障，尤其是对于一线的医护人员。此时口罩的作用堪比人人都要接种的疫苗，但比平时对疫苗的需求更加急切。
对于此时的口罩，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已不再完全适用。想要理解口罩背后的社会现象，我们需要的是一门交叉学科：卫生经济学。
1. 口罩涨价的背后：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如果把抗击疫情比作一场战争，冲在前线的几十万医护人员是战士，而无数在全世界寻找口罩的企业和个人，则是庞大的“后勤保障队”。疫情防控时期，口罩不仅在国内一只难求，在海外市场“扫货”也日渐艰难。从1月底开始，口罩价格就开启了“窜天猴”模式。口罩价格的波动在中国尚有约束，但国外供货商纷纷“坐地起价”。平时一包10只装的普通医用口罩，零售价大约2~3元钱；但半个多月后，国外的口罩价格已涨到每只3~4元，价格翻了10~20倍。对此，社会上出现了两种声音：有人认为口罩涨价是违背道德的行为；也有人认为，按照经济学的供需理论，当口罩需求上升时，其价格必然有所波动，甚至有人提倡遵从市场规律进行涨价。
认为口罩涨价行为合理的一方，其“振振有词”的理论基础就是经典的微观经济学。在微观经济学的假设下，人们对商品的需求随着价格的升高而降低，而商品的供给则会随着价格的升高而增加。换句话说，商品涨价后人们就往往嫌贵不想买了；而当商品能卖出好价钱，商人们觉得有利可图，就会加大生产量。在一个成熟稳定的市场中，买方和卖方往往能在高价和低价的博弈之间形成一个平衡，即针对某种商品达成一个“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就像人们平时吃的米面油盐一样，社会总的需求量和供应量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稳定，其价格既被消费者接受，也被生产者接受，两方“相处融洽”。
然而，在严重疫情发生之时，口罩作为一种人人急需的防护物品，会怎样呢？可以想到，其需求量是急剧飙升的。持“涨价有理”观点的人就会认为，在大家纷纷抢购口罩的时候，口罩变成“物以稀为贵”的“宝贝”，唯有市场价格升高，才会让商人感到有利可图，从而扩大生产，产出更多的口罩投放市场，满足顾客的需求。如果价格不增加，怎么会有人愿意增加供应量呢？那人们岂不是更加买不到口罩了？
看似有道理，可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需求的价格弹性。所谓价格弹性，就是指，当价格变动一单位幅度，相应的需求量会变化多少。对于日常用品如饼干来说，价格弹性很大，如果平时卖10块钱的饼干突然涨价到100块，少吃或者不吃即可，需求量自然会降下来。而对于疫情期间的口罩呢？平时卖1块钱的口罩，现在涨到10块钱，买吗？买。谁也不想因为10块钱的口罩和自己的健康过不去。况且疫情最严峻时期市面上能买到的口罩，有些已经远远不止10块的价格，买的人依然乐此不疲。更何况在战疫初期，医务人员的口罩需求远远没有达到满足，再高的价格都有人收下。此时的口罩，价格弹性几乎为0，也就是需求并不会因为价格升高而降低。
与此同时，供给的价格弹性也几乎为0。虽然适当的价格上涨有利于调动原本口罩市场之外的资源，促使更多供方加入口罩生产、进而增加供给，但这毕竟需要时间。在当时疫情紧迫、又正值春节的情况下，国内口罩的生产能力已经几乎达到了100%，给出再高的价格，短期内也生产不出更多的口罩了。在利益的驱使下，甚至有不法商家开始生产低质量的口罩及其原材料，反而扰乱了市场秩序。在所有口罩厂都满负荷运转生产口罩但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价格再高也达不到均衡，这早已不是满足微观经济学假设的完美市场，即出现了“市场失灵”。
那么在这种时候，口罩的生产与消费如何才能正常运转呢？
2. 摇号和限购：政府为何要干预口罩市场？
在为前方医护人员缺少口罩揪心的同时，广大市民也为买不到口罩而惶惶。因此，各地政府频出台口罩“新招”化解危机。上海的办法是到居委会登记后到指定药店限量购买，厦门则采取网上登记后公证摇号，中签后才能拥有口罩。这不禁令人纳闷，为什么口罩不直接投入市场，而是需要政府调配管理呢？
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就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进行调控了。实际上，卫生领域涉及民生大计，尤其是公共卫生领域，政府发挥的作用一直很强大，不管是在我国还是其他国家。试想一下近年的政策，不管是公立医院改革，还是将一些昂贵的肿瘤药品纳入国家医保报销目录，再或是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挺身而出”负责起口罩的发放，政府都在为了人人能够享有健康的权利而努力。这种努力，不只是关乎民生，也和卫生服务一些特有的特征有关。正是这些特征，决定了卫生领域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 Arrow）（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63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卫生保健的不确定性与福利经济学》（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其中提出了卫生服务的三个基本特征：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以及外部性。
不确定性，包括需求不确定性和结果不确定性。需求不确定，指的是人们不知道何时会生病，也因此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寻医问药。就像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人们既“没有想到”会突然出现这种疫情，也“没有想到”疫情感染力如此之强、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就更加“没有想到”自己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会需要用到这么多的口罩。这和吃饭、睡觉等日常需求不同，它的出现没有规律，难以预料。结果不确定，指的是经过一定的治疗手段后，有可能完全治愈、有可能留下后遗症、也有可能是最恶劣的后果——死亡。这种不确定性是人们最难以接受的，却也是因个人身体条件不同而无法避免的。也正因如此，“预防”的重要性才显得格外重要：宁可天天戴口罩，不要医院走一遭。
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在疫情发生的初期，几乎所有人都不了解新出现病毒全面、确切的传播方式、防护措施、治疗方法等，这就是信息不完全。随着研究的深入，少数的医学专业人士开始掌握了正确的信息，然而大部分的普通民众对于相关知识依然知之甚少，这就是信息不对称。所以，人们才容易被误导，甚至被欺骗，一些“迷惑”现象开始出现：各种口罩的错误选择、各种口罩的错误戴法、劣质口罩甚至回收口罩开始涌入市场、“双黄连”开始一夜断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大力宣传口罩使用的正确方法、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伪劣黑心口罩的违法行为等，民众将迷失在缺损的信息和虚假的信息中，难以有效防范病毒的扩散传播。
外部性。当个体的行为选择会影响到他人时，就会出现外部性，这在传染病的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戴口罩的行为，既能预防本人感染，又能保护他人不受感染，这就是正外部性。肆意捕食野生动物、谎报瞒报接触史等行为，会对他人健康造成不利影响，这就是负外部性。外部性的出现，使得个人的最优选择之和并不等于整个社会的最优选择，换句话说，在疫情当前，每个人只考虑自己并不能带来最优的结果。比如愿意戴口罩的，人人都想戴防护力度最强的医用N95口罩，而最需要这种口罩的是一线医护人员。不愿意戴口罩的，甚至跟执法人员起了冲突。此时，只有整个社会的人们都健康了，我们每一个人才得以不被感染。因此，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所有人都要戴口罩，并且必须由政府出面来调配口罩的使用，给予医护人员最高等级的优先、呼吁普通民众出门佩戴口罩、科普用正确的方法重复利用口罩，来达成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那么，政府都有什么解决措施呢？
3."接受政府统一调配"：政府干预措施背后的逻辑
面对异常波动的口罩市场，政府该如何合理干预和监管？有关注药店零售端，严令限价，却未达理想效果的——疫情初期有零售药店的老板“吐槽”，“药店现在的情况是，只要卖口罩，不管多少钱，都会被举报，所以干脆不卖了。人们都好像得了妄想症，不光说口罩贵，其他药品也会被说贵，好多年没有变过的价格都会被质疑。”[3]也有关注生产商，直接进行“统一调配”的——“春节期间，工厂一天也没有放假，一直在满负荷生产，产品都交由政府统一调配”，“价格与疫情前相当”
看起来最直接的“限价”措施，不一定是最优方案，也并不是唯一方案。春节期间，由于口罩厂商劳动力的短缺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本身口罩生产成本就会上升。再加上疫情期间更高的物流配送成本等，一味的严格限价反而可能导致口罩生产厂商的亏损，打击其生产积极性，造成口罩的进一步短缺。既不能使生产者亏损、又不能让消费者面临“天价”口罩，政府需要做的是多管齐下：
政府提供或政府购买。可能有人会问，像粮食、猪肉、有色金属这类保证民生和国家利益的物资，政府会建立专门的仓库储蓄，以保证特殊时期能有序向社会提供，维护社会经济稳定。那么口罩这类公共卫生应急物资，政府的储备情况如何呢？目前，我国的医疗物资分为国家级、省市级、医院级等不同级别的储备[5]，比如上海市在1月21日启动应急响应，动用了市级储备，向市场平价投放了2500万只口罩，此即“政府提供”。[6]类似的，我国的一类疫苗（如人人小时候都要接种的“百白破”）采取的同样也是政府提供的方式，因为疫苗也是一种有正外部性的典型的物品。但我国的口罩储备一般只能应对小规模的疫情，像这次范围广、时间长的疫情，仅仅依靠政府日常储备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此次疫情中，政府联系了大量口罩厂，要求其尽快复产、统一调配其生产的口罩等，先以成本加一定利润的价格向厂商订购口罩，再以一定的方式将其分发给医院与民众，并且保证兜底收储未被市场消耗的口罩，让企业加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此即“政府购买”。
市场管制。除了上面提到的干预力度较强的方式外，还可以在保持市场基本运转之时，附加一定的干预措施，包括：（1）价格管制。像此次有些地方采取的，规定口罩进销价差的方法，就属于一种价格上的干预。此外，政府还采取捐赠进口口罩免关税等措施鼓励多渠道进口口罩[7]，
最大程度满足国内需求。（2）数量管制。将更多的符合标准的口罩优先提供给一线医护人员、再将适量的口罩以摇号或定额配给的方式分发给普通的民众，就是政府对于口罩数量的管控。（3）质量管制。查处生产不合格口罩的黑心商家、严格规定医护人员使用的防护用品的质量标准，既是因为口罩的外部性，也是为了减少大众和口罩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4）信息管制。除了查处不良商家，还有向民众大力宣传什么样的口罩有效、什么是口罩的正确戴法、如何合理重复使用口罩等，都是为了使大众接受到的信息更加全面、正确。
那么，什么时候政府才可以减少甚至取消这种特殊时期的干预，让市场回到正轨，在资源配置中继续发挥“决定性作用”呢？我们说，既然政府干预的原因是市场失灵，那政府不再干预的前提也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因素基本消失。从需求角度来看，当疫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人们对于购买甚至囤积口罩不再那么迫切，价格高得离谱的口罩鲜有人愿意购买；从供给角度来看，当全国基本复工，口罩的原材料、人力等得到正常供应，口罩厂的产能能够进一步扩大，这时口罩市场的秩序得到一定的恢复，政府的干预也可以慢慢退出。从另一个角度讲，当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作为传染源的患者被完全治愈，口罩不再和所有人短期内的生死存亡紧密相关，其性质从和疫苗同样重要的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变回为人们防霾、防晒等主要用于个人喜好、不关乎他人健康的产品，这时政府也就可以“放手”了。
口罩虽小，兹事体大。这次疫情的集中暴发，把卫生领域中的一些细节迅速放大，才呈现到了世人的面前，被人们所关心和讨论。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医疗卫生领域，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可以用卫生经济学解释和讨论的现象。从几乎人人都要缴纳、也同样享受其待遇的社会医疗保险，再到国家近些年密集出台的诸多改革政策……在这个关系着人们生命健康的重要领域，一直都有专业的力量、科学的探索，从而给人们带来必胜的信心、不灭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