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复旦大学公卫学院教授陈文:中国企业家不应缺席全球卫生治理

更新时间:2020-03-27  |  点击数:912

原创       章伟升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新冠肺炎全球病例已突破50万。除中国外,85%以上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薄弱的非洲、拉美等地发展中国家病例只占10%左右,数据为什么极度分化?全球爆发的疫情会引发医疗资源崩溃吗?

人类早就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枪匹马应对跨国流行病和新发传染病,并建立起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但为什么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没能阻止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下一步该如何改进?

疫情更是暴露中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短板,但锅都该公共卫生体系背吗?未来,中国公共卫生到底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为此,亚布力论坛专访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学教授陈文。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病例数据低?

亚布力论坛:截至3月22日,疫情已波及非洲43个国家和地区,总确诊病例1198例,你认为数据是否偏低? 

陈文: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确实对非洲有担忧。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宣布新冠肺炎大流行呈加速传播趋势,各大洲都出现了确诊病例。按照先发国家的流行规律,除非采取了有效的防控措施,否则疫情传播会急剧上涨。非洲的公共卫生体系及其医疗条件、物资储备相对薄弱。目前来看确诊病例数据比较低。 这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过去一段时间,全球人员流动在减少。第二,病毒检测能力有限,覆盖不到更多人群。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支持下,现在非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始具备检测能力。第三,有风险地区先行采取社会隔离措施。目前确诊病例少,真实原因有待进一步确认。 

亚布力论坛:不仅非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数据也比较低。截至3月24日,全球确诊病例已逼近40万。在中国以外,85%以上的病例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非洲、拉美、东欧等发展中国家只占10%左右,出现这种分化,也是你刚才说的原因吗?

陈文:整体来讲,原因差不多。除此之外,欧美的人群聚集比较频繁和普遍,更有利于病毒传播。各国防控措施与应对也存在差别,如能快速检测发现确诊病人、隔离密切接触者切断传播途径,就能控制病毒进一步传播。

亚布力论坛:3月20日,非洲布基纳法索政府宣布该国4名部长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包括该国在内的多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陆续也出现死亡病例和本地传播病例。你认为,非洲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疫情重灾区?

陈文: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这取决于各国能否有效应对输入性病例,以及最大限度发现本地病例并隔离密切接触者。如果防控措施能够有效执行,应不会成为重灾区。如果疫情在非洲爆发,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因为他们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薄弱,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和专业人员。 当然,非洲也有一些有利条件。第一,除了少数大城市外,其他地方人口比较分散,间接起到了社会隔离的效果。第二,埃博拉等疫情已使一些非洲国家提升了当地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水平,强化了传染病防控能力。

亚布力论坛: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之后才渐至欧美国家。这其中有时间差,中国的疫情足以警示其他国家,但为什么那么多国家仍然出现混乱失序、防控不当的现象?而且,《全球卫生安全指数2019》报告中多个“在应对流行病方面准备最充分的国家”,此次确诊人数反而排在世界前列,比如美国。

陈文:新冠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对它的了解、认识是逐步加深的。在早期,每个国家都会预判新冠疫情对本国的影响,一些国家的战略预判不是很准确,重视程度也不够,也未能对社会公众进行预警及采取针对性防控措施。对其他国家而言,尽管有时间差,尽管中国公布了相关信息,但它只是一个间接信息,只能进行间接判断。另一方面,这些发达国家往往坚信自己的医疗卫生体系足够强大,足够应对传染病,历史也证明,很多传染病的确被他们有效防控住了。可能这些国家认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体系薄弱才会造成新冠疫情爆发。但是,疫情发展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判,造成目前全球急剧爆发的局面。最近有报道指出,相当比例病例是隐性感染者,这个新特点也可能是造成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原因之一。

亚布力论坛:疫情全球大流行,是否会导致全球医疗资源崩溃?

陈文:大部分传染病引发的后果,倒不在于疾病本身,而是由此引发对卫生体系的冲击。由于大量病人在很短时间内涌入医疗卫生机构,使得常规医疗卫生体系难以承接巨大的检测、诊疗服务需求,造成医疗体系崩溃。所以在疫情爆发早期适时采取一些应对性举措,比如搭建临时医院、调配医疗人员和物资,才能有效缓解短期冲击。欧洲和北美的医疗条件和技术能力都很强,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尽快、有效调配现有医疗资源和储备力量应对疫情中心地区的医疗服务需求。 
私营部门要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亚布力论坛:人类早就意识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枪匹马应对跨国流行病和新发传染病,并建立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推动全球合作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但是,这次全球卫生体系显然没能阻止疫情失控。 

陈文:我个人认为,全球卫生治理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各方参与,不仅是各国政府部门和公立机构,还有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都应该参与。第二是达成共识,就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以及应采取的措施,各方应尽快形成一致。如果没有共识,就会各做各的。第三是协同行动。对这次疫情,各国的认识、态度以及所采取的防控措施差别很大,没有贯彻一致的原则和行动策略。在H1N1、埃博拉等疫情中,也曾多次反映出全球卫生治理的薄弱环节,有待进一步强化,国际社会在“后疫情时代”要一起研讨和反思。 

亚布力论坛:你认为现在各国达成共识了吗?

陈文: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病毒疾病大流行,各国正在逐步达成共识。

亚布力论坛: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需要反思什么,下一步要如何改进?

陈文:第一,要有适当的国际组织来发挥协调、领导和技术支持的作用。我们原来一直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但是有专家分析说,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它的功能和作用弱化了。当然,也不能单纯依靠一个组织,而是需要更多组织。我说的组织是宽泛概念,不仅是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也可以是有全球影响力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而且他们的作用是多维的,可以是技术支持,可以是前瞻性研究,也可以是持续致力于特定疾病防控。 第二,每一个国家需要充分认识到,尽管各国医疗卫生体系在逐步提升能力,但面对新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每个国家都很脆弱。要持续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包括持续的资源投入、持续的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开展长期研究,进行必要的物资储备并建立调配使用机制。还有,每个国家都要完善信息发布和共享方式。有关疫情信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范围内、以什么方式、发布什么信息,也要进一步探讨。

亚布力论坛:在这次抗疫中,一些国家没有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建议和规范,还有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将疫情政治化。在应对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主权国家是否应该受到更多约束?

陈文:联合国有一些相关准则,就目前格局看,能行使的权力主要在国家层面,全球卫生治理不过是通过让大家达成共识来推动协同行动,但最终一个国家有没有去做,还很难受到约束。为什么我说各方达成共识非常重要?因为每个国家所关注的议题、所处的环境与形势都有差别,尤其在疫情早期,对病毒的认识缺乏科学依据时,更容易产生分歧,导致各国采取不同策略。随着科学证据越来越丰富,我想理性的政治家或者是国家,一定会采取最有力的应对措施。

亚布力论坛:这次疫情对全球卫生治理格局会有什么影响?

陈文:从技术力量、研究能力来说,美国还是居于全球首位,美国也是人才集聚的高地。从国家层面而言,美国政府不作为甚至拖后腿的方式,可能意味着他们在全球卫生治理格局中的影响力会弱化。但是美国的专家、企业、非政府组织在这次疫情中是很活跃的,也发挥了不少作用。 中国作为疫情首发国家,对疫情防控的经验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支持,使得中国在传染病防控和全球卫生治理方面的话语权会增大。当然,话语权是要有综合实力支撑的,要有科学研究支持,这也对中国科研和学术机构的研究能力、制定预案的能力以及前瞻性预测预警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亚布力论坛:私人部门(如个人、企业、基金会等)对全球卫生治理的影响力日渐凸显,比如在WHO体系里,盖茨基金会是捐赠最多的基金会之一,可以对全球卫生治理产生直接影响。这种被称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治理模式,是否可以打破原有壁垒,有效促进国际合作?

陈文:公私合作的模式确实有利于开展很多国际事务,真正解决一些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在传染病防控领域。在全球治理中,需要私营部门充分参与,与公立部门协作,才能真正有利于我们所要达成的目标。国际经验也表明,私营部门正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多的治理作用,一些著名基金会就是由企业家或大公司建立的,他们专注公益性全球事务,比如持续支持疟疾、艾滋病、结核病等传染病防治。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成员都是中国各行业的大企业家,他们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一步完全可以、也应该参与到全球卫生治理或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中去。不论是中国自己的事务,还是全球事务,治理是一个重要的瓶颈,不把这个问题理顺了,很多技术性工作就没法实施,或者说达不到应有效果。 在全球治理上,中国企业正在起步。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初期,中国企业及时对外援助物资,这很重要,而且短期内非常见效。但从长远来说,对受援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信息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建设,比直接提供资金和物资更为重要,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治理应更具战略性。 参与公益性全球事务,反过来也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全球营商环境。如果企业家能有这个战略意识,真正投入并推动公私合作,非常有价值有意义,这也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当前迫切需要回答体系协同的政策命题
   亚布力论坛:你长期研究卫生经济学,从这个交叉学科的视角看,中国应该如何完善公共卫生治理?

陈文: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我们首先关注疫情发展及其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损失。其次,我们也会重新审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寻求更好的方式避免或更有效应对类似疫情发生。疫情给社会、经济、健康造成的直接损失加上防控所投入的资源,整个社会成本非常高昂。如能建立起有效的预防体系避免或早期控制住类似疫情爆发,效率是最高的,成本效果是最好的。 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尤其是公共卫生治理,以后如何改革,需要深入研究,得进一步分析和研判,我觉得现在提政策建议为时尚早。

亚布力论坛:不少学者提出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黄奇帆还提出应该花两三千亿弥补短板。

陈文:钱和资源当然很重要,但是怎么把它们转变成为真正的能力提升更重要。经验告诉我们,花了钱并不见得就能提升能力。我们真正要考量的,是中国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样方式避免类似新型传染病发生,并且还能在其他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上发挥更大作用,这可能不只是花几千亿的问题。 中国现在的公共卫生体系弱吗?我觉得还是蛮强有力的。新冠疫情这样一个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而且又是新型传染病,是需要整个社会体系来应对的。我刚才一直强调防控措施,比如居家隔离、社区消毒、体温检测、防疫宣传都得由基层组织落实实施,光靠公共卫生体系完成不了。当然,我们也得承认,疫情发生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很多问题,需要在疫情后进行总结与反思,以针对性地进行改革,改革成本与能力建设当然也离不开必要的资金投入。

亚布力论坛:对于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公共卫生体系,你接下来会进行什么研究?

陈文:我们准备研究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如何协同融合的问题。这次疫情我们发现,体系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很大的挑战,也是中国迫切需要回答的政策命题。 事实上,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的运行目前是相互割裂的。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机制,使这两个体系能够有效协同、无缝衔接。改革公共卫生体系并不意味着推倒重来,我们寄希望于进一步完善现有体系,加强不同体系间的融合协同。